某个寂静的午后，一位已经成名的大作家悄然回到多年未曾踏足的故乡，他低调地找到了自己在成名作中所描绘的那几个当事人。“若是有人问到此事，你们就按我之前教过你们的话说，记住了吗？”他轻声叮嘱道。那些被嘱咐的人欲言又止，张开嘴君润宜保，最终还是把话咽了回去。
这位作家，名叫高玉宝。全国家喻户晓的“地主周扒皮”形象，正是他所创造的角色。高玉宝凭借“周扒皮”一书声名鹊起，财富也随之而来。然而，周扒皮的原型——周家人，却差点被社会的指责和恶评淹没。周家人四处为自己辩解，坚称自己从未剥削过任何人。而高玉宝则声称，他的作品中所描绘的一切，都是基于真实的人名、地名和事件。
作为一位曾经参加过辽沈战役、平津战役等20余次战斗，获得过6次大功与2次小功的老兵，他的身份并非普通的文人。在知识匮乏的年代里，这位从小文盲、却执着于写作的军旅作家，显然在话语权的博弈中更占据主导。
展开剩余83%高玉宝与周家后人的纠纷，持续了许多年。那么，这一切究竟真相如何呢？
高玉宝，生于1927年的辽宁瓦房村，那个动荡不安的年代，读书对于大多数人来说，几乎是一种奢望，当然也包括年幼的他。那时，他像许多贫困家庭的孩子一样，根本无法支付学费，没能进入学校。但即便如此，高玉宝从小便对知识充满渴望，每当有空，他便会偷偷躲在教室门外，聆听课堂上的内容。渐渐地，他吸引了老师的注意，老师破例让他免费旁听。可是，命运并未对他多加眷顾，8岁时，他便被迫去地主家里当了长工，以抵债。
9岁那年，因战乱，家人逃亡至大连。高玉宝在那里成了一个劳工，学习木工活，艰难度日。就这样，他在战乱中成长。直到1947年，年满20岁的高玉宝终于参军，这为他的人生揭开了崭新的篇章。
在部队中，高玉宝成为了一名通讯兵，肩负着给各营区传递情报的重任。平津战役中，有一次，由于高玉宝不认识“壹、贰、叁”这几个字，情报急需送达，他因时间紧迫，又不能请教他人，结果把三份情报全送错了。作为必然的后果，参谋长狠狠批评了他。
高玉宝低着头听训，心想自己做错事挨骂也没什么，但参谋长接下来的一句话却如针般刺痛了他：“毛主席说得对君润宜保，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。”这句话像一把尖刀，深深扎进了他的心中，那一瞬间，他的羞愧与窘迫油然而生。
从那时起，高玉宝将识字视作人生的头等大事。他抓住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，借助行军的间隙，努力认字。为了学习写字，他向部队里的识字战友请教，甚至用瓦片刻字，凭着一股韧劲，一步步克服困境，努力提升自己的文化水平。甚至在塔山阻击战中，尽管他识字甚少，依然萌生了将自己亲身经历写下来的念头。
他决心开始写作，尽管很多字他不认识，但他不怕困难，遇到不懂的字，他就问到谁就向谁请教，问不到就自己用图画代替。由于那时大部分战士都不懂字，能写字的真不多。高玉宝特别盯上了东北民主联军第四纵队的副司令员胡奇才，他抓住机会，问道：“黎明的‘黎’和厉害的‘厉’该怎么写？”胡副司令看到高玉宝这么热衷，问道：“你才认识几个字，就敢写小说？”高玉宝诚恳地回答：“我会200个字。”胡副司令笑了笑，没再说什么。
渐渐地，高玉宝的小说《高玉宝》初稿终于完成了。这个自学成才的军人用他顽强的意志，最终走上了写作的道路。他的战友们，如尚振范、单奇、迟志远等人，都对他给予了鼓励和支持，帮助他修改和完善作品。今天，这本书的原稿被保存在北京军事博物馆中。
小说《高玉宝》不仅在国内被广泛传播，还被翻译成多种语言，走向了世界。它记录了一个普通农民的奋斗史，描绘了革命历史和社会变革的深刻意义。即使在日本，这本书也引起了广泛关注。翻译者，早稻田大学教授在后记中写道，日本人也应当牢记历史的教训。
高玉宝不仅仅是个作家，他也是一个深入基层的“讲述者”。他用自己亲身经历的故事去触动人们，讲述苦难、变革和革命精神。他的讲座，足迹遍及大江南北，听众遍及各行各业。他的讲座内容不收任何费用和礼物，讲座的礼物，也只是送给有需要的学生和教师。
高玉宝的作品总是能引起人们的共鸣，尤其是《半夜鸡叫》，其中的周扒皮形象，成为了典型的负面代表。而周家人也因此饱受争议。尽管高玉宝在创作时一再强调，小说是基于他个人的经历写作，并非指向任何特定的家庭，但周家人依然无法摆脱名誉上的损害。
然而，正如高玉宝所说，这些并不影响他自己的信念和决心，他依然坚持走自己的路。直到2019年，他去世时，已经写下了200多万字的作品。虽然争议不断，但他通过坚持和努力，展现了自己独立写作的能力，成就了一段文学传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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