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886年7月日升策略,北洋提督丁汝昌在结束了在朝鲜东海域的巡航演练,随后奉李鸿章之命率定远、镇远、济远、威远四舰前往长崎维修保养。
定远、镇远二舰由德国制造,共费银340万两,号称“
全球第一等铁舰
”,地位相当于今天的航空母舰。二舰满载排水量7670吨,这两艘主力舰一回国,北洋舰队立刻鸟枪换炮,一跃成为世界排名第八的海军。
近十年日本多次制造摩擦挑衅,在琉球、朝鲜、台湾问题上争议不断,李鸿章此举不乏“
震慑吓阻
”之意。
北洋四舰抵达长崎后,立刻引发当地轰动。日本“脱亚入欧”后,国力益强,越来越看不上固步自封的清朝。但看到这几艘见所未见的巨舰后,他们的眼里充满了震惊、绝望。好不容易积累的自信瞬间瓦解,瘦死的骆驼比马大,清朝虽然腐朽,但实力依然强大。
展开剩余80%日本一直以来也是闭关锁国的状态,像清朝广州十三行一样,只开放了一个长崎做贸易。长期以来,在此地经商的中国人没少受日本警察的欺压。北洋舰队到访,他们也可以扬眉吐气一次了。
一般来说常年在水上漂泊的水兵,上岸之后都会胡闹发泄一番,北洋水兵也不例外,再加上听了不少当地同胞诉苦,一些上岸喝醉的水兵,“
简直是横着身子走路
”(日本语)。
妓院里热闹非凡,不少是刚喝完酒过来消遣的水兵,一个自称是会员的日本人强行插队,引起水兵不满,双方争执起来。妓院老板出面调和,明显袒护日本人日升策略,水兵大打出手,打碎了不少茶具器皿。激动的水兵甚至把赶来的警察打成重伤。
这引起了日本人严重不满,在自己地盘上竟然被打了,此事虽然被中国驻长崎领事压下来了,但日本人咽不下这口气。
事后,北洋提督丁汝昌严令水兵不许滋事,不许上岸,第二天相安无事,事态似乎得到了平息,丁汝昌便许可水兵可以上岸购物,但不许带武器。
这次上岸的水兵更多,有四五百人之多,他们来到了华人街一带吃饭购物。傍晚时分,预谋已久的几百名日本警察、狼人,手持砍刀、电棍,从不远处涌来,瞬间,街道两头就被堵死了。手无寸铁的水兵没有抵达之力,在日本警察追杀下四处躲避,混乱中,当地的日本人从楼上浇沸水、投石块。
这次械斗,北洋水兵死亡5人,40多人受伤;日本警察被打死1人,30多名受伤。北洋水兵的刀伤,大部分是在后背,明显可以看出这是一次有预谋的报复行动。
李鸿章得知后,愤怒的召见日本驻天津领事,不无威胁地说:“
如今开启战端,并非难事。我兵船泊于贵国,舰体、枪炮坚不可摧,随时可以战斗
”。
总教习琅威理甚至主张对日开战:“
即日行动,置日本海军于不振之地。
”
此时北洋水师群情激愤,定远四舰已进入战备状态,炮衣褪去,炮口对准长崎市区,只待一声令下,数百枚炮弹顷刻间便会覆盖长崎。当时的日本海军只有3艘3000吨级铁甲舰,而北洋舰队光7000吨级的就有两艘,北洋绝对是单方面碾压日本。
李鸿章没有下令,当时中法战争刚结束,财政困难,不足以支撑一次大战。而一旦中日开战,西方势力必会趁虚而入,权衡利弊之后,李鸿章决定以外交和法律手段解决。
在各国调停和外交斡旋下,双方达成协议,定义事件为“语言不通,彼此误解,遂互斗死伤”,“两国根据本国法律,各自斟酌处办,互不干预”。最后,就各自死伤互给抚恤,日本赔付52500元,中国赔付15500元。
经过这次事件,日本人深受打击,反华情绪进一步高涨,在他们看来,外国水兵在本国醉酒滋事,最后竟然还要本国赔款,这种愤恨和屈辱感快速传播,很快“
大力发展海军
”成了每个日本人心里最重要的事。
“长崎事件”一个月后,日本天皇下令:“
立国之务在海防,一日不可缓
”。随后以身作则,决定其后6年每年从皇家内室拨出30万作为海军军费,首相伊藤博文也呼吁捐款捐物,缩衣节食,资助海军。
日本政府更是不顾困难,逐年增加海军经费,并发行巨额国债,随后日本开始大规模购舰、造舰。6年时间便新增军舰12艘。更要命的是,当时军事技术更新极快,日本列装的全部是最先进的武器和装备,到甲午战争前夕,日本舰队在吨位、航速、武器方面已大大超过北洋舰队。
日本海军定位是国家层面的战略防御,而清廷对北洋的战略定位是“
看家护院
”,从没想过利用这支舰队进行远洋作战,拓展海洋边界。正是这种定位的差距导致了甲午战争的惨败,更可恨的是当时朝廷大部分精力用在权利争夺上,国家安全只居于次位日升策略,可悲可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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